明清书法以什么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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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

明初，书家以"三宋"--宋克、宋璲、宋广和"二沈"--沈度、沈粲兄弟最为著称。"三宋"中，宋克章草为明人之冠，影响亦最大，代表作有《急就章》、《孙过庭书谱》、《唐宋人诗卷》；而宋璲的篆书、宋广的章草，亦秀出群伦。"二沈"中，沈度楷书为最工，被明太宗誉为"我朝王羲之"，行书亦流美脱俗。沈粲则工行草，下笔力度不凡。此外解缙的楷书、草书，李东阳的篆书、行草，均颇可观。

明中期，祝允明、文征明、王宠出现，使明代书坛略有复兴之象。此三人中，以祝允明成就最巨，其小楷直追晋唐，而行书、行草、章草、今草诸体皆善，代表作有《章草长门赋》、《草书赤壁赋》、《小楷赤壁赋》、小楷《东坡记游卷》、《正德兴宁志稿》等。文征明工小楷，行草法黄庭坚而追晋唐，代表作《跋刘中使帖》、《七言律诗》等。王宠诗书画"三绝"，小楷法晋唐，行草书法颜真卿而融众法，气息超拔。由于明代帝王雅好书法，亦以书艺择仕，加之帖学之风盛行，众皆竟务书札之体，所谓"简牍之美，几越唐宋"，至使急于功名者笔墨纤弱，习俗相染，法度式微矣，出现所谓"台阁体"。

晚明，徐渭、邢侗、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许友、米万钟等人继起，踵武前贤，真正开始了一种复古运动，于是书风离俗而趋雅，渐归正宗。明末"四大家"--邢侗、董其昌、张瑞图、米万钟（又有"南董北米"、"北邢南董"之称），崇尚用笔个性。董其昌法唐而入晋，用笔有弹性，显韵致，代表作《蜀素帖》、《丙辰论画册》、《答客难卷》、《临古卷》等。邢侗书法"二王"，参章草，颇有古韵。张瑞图草书下笔峻峭，转折方劲外拓，存隶意而得章草味，极富特色，代表作《醉翁亭记》、《后赤壁赋》等。米万钟擅行草，间用章草笔意。倪元璐草书，用笔险绝，风清骨峻，有烟云之气。黄道周楷书法钟王，参北碑，巧拙并施，行草书笔法离奇，遒密高超。

值得注目的是徐渭，其书法方圆兼济，轻重自如，笔墨纵横，貌似狂放不羁，其实暗含秩序，为后来书家效法，代表作有《草书七言律诗》、《草书诗卷》等。另外，于谦行楷、徐有贞草书、张弼草书、沈周行书、吴宽行书、邵宝行书、唐寅行书、王守仁草书、文彭行草、王稚登隶书、陈继儒行书、赵宦光篆书、钱士升行书、李流芳行书、左光斗行草、蔡羽行草，亦各自独绝。

2、清代：

书法史称乾隆以前为"帖学期"，其后为"碑学期"。学帖之习由来已久，至清，康熙好董其昌书法，而乾隆好赵孟頫，上行下效，帖学之风炽热矣。初有帖学"四大家"（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何焯），后有张照以及"翁、刘、梁、王"（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虽功力不输，但无甚建树，尤其因科举书法讲究"黑、圆、光"，遂形成所谓"馆阁体"。

于帖学之外，碑学的另辟户牖，乃是中国书法史上至为重要的事件。碑学的出现及其迅速兴盛，与时代风气之浸染有关，与碑版实的大批出土和金石文字学、考古学的兴起有关，更与书家学者们的极力鼓吹有关。前有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后有包世臣《艺舟双楫》，再后有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具体而微地剖析碑书之客观价值，既而在书坛上掀起尊碑浪潮，于是，自嘉道而至咸同，书家结社，竟习碑版，又成一种风气。

碑派代表书家甚夥，其中，邓石如篆隶双美、沉着雄厚；伊秉绶隶书面目独特，朴拙敦实；何绍基以颜真卿为本融北碑，碑帖互济，行书最精；赵之谦擅篆隶之法而参北碑，笔法斩截稳健，其行书则是融碑帖于一体之巨擘；沈曾植宗汉章草而用北碑笔法，辗转险奇，欹侧多姿；曾熙、李瑞清号"南北二宗"，师法汉隶，用篆意而行笔战掣；吴昌硕师《石鼓》，用笔苍辣，大气淋漓；康有为吸收碑书之宏阔气息，下笔千钧，纵横开张。

此外，若宋曹草书、龚贤行草、周亮工行书、查士标行草、郑簠隶书、王澍楷书、黄慎草书、桂馥隶书、梁巘草书、钱沣楷书、钱坫篆书、冯敏昌行草、孙星衍篆书、包世臣行书、吴熙载篆书、林则徐行书、莫友芝篆书、张裕钊楷书、俞樾行楷、吴大澄篆书、翁同和行书、杨守敬篆书等，亦各有会心。

清代书法除碑学之成就外，还在于书家的个案特征。如王铎的用笔劲健，用墨注重节奏感；傅山的下笔腾转，行气跌宕；朱耷的秃笔行书，浑然干练，中气内敛；"扬州八怪"中金农"漆书"，方笔刷涂，孤高冷峻，而郑燮"六分半书"，则杂陈诸体，个性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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