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理性官僚理论具体内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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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或官僚制）理论有着丰厚的思想内蕴，它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内容。这一理论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分析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来源之一。

本文试图对这一理论作一讨论。

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 ）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自愿的服从又是以形成个人价值氛围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个人，他必得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连续性而不致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服从。韦伯把个人自愿服从的体系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体系，从而他对一个体系的认识排除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合理性并不表现在事实的好坏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们在信仰上认可，或者说，个人对一种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这就是这个秩序的“正当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当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来自权威的命令都会得到个人的遵从，而不论这些命令是否来自统治者个人，或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等命令形式。

这样一个合法性来源或正当性信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主观的正当性，包括情感的正当性（多表现为情绪的接近、亲和）、价值合理性的正当性（相信一个秩序体现了个人的美学、伦理或其他价值）、宗教的正当性（来自于对救赎需要秩序这一看法的认可）；第二类是所谓客观的正当性，包括习惯的正当性（对已经成为过程或重复出现的事实的默认，以及心理学意义上可表述为主要来自于外部压力的从众心理）、法律的正当性（对法律体系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抑或外在的服从）。在这五种正当性信念的统领、号召或驱使之下，由内心向行动的发展方向又可判明为四种不同的行动类型：（1）情感类型行动（情感的正当性）；（2）价值合理性类型行动（包括价值合理性和宗教合理性正当性）；（3）传统类型行动（习惯的正当性）；（4）目的合理性类型行动（法律的正当性）。

对行动者行动类型的分析，成为韦伯社会秩序的基础，他对社会体系的看法，包括对科层制的理解，大抵由此生发开来。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将可以看到，韦伯根据不同的行动类型，把科层制作了进一步的甄别，他尽管常常在对政治问题的评价中表现出实证主义的倾向，但还是对不同的科层制作了价值判断，似乎这是有违他价值中立的分析态度的初衷的。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或许仅仅是指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对于其它社会而言，典型的科层制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残缺不全的。

二、以命令—服从类型作为科层论的解析机理在韦伯那里，命令—服从类型往往意味着就是统治类型，它又是与行动类型紧紧相扣的。他认为，不同的行动类型构成了不同统治类型的基础，并发展出三种相互独立的统治形式，它们是基于传统背景之上的合法化统治、依靠个人魅力而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和借助法律的正当性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它们分别被韦伯概括为传统型统治、“卡里斯马”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这三种统治形式又可被指称为三种命令—服从类型。

在第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中，个人出于由来已久的忠诚而服从一个领袖。人们认为领袖拥有权力，是因为领袖本人及其祖辈从来就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因据有传统所承认的统治地位而具有他人服从的权威。在这一类型中，家长制和世袭制是其突出的代表。依靠超凡魅力的命令—服从类型是三种形式中最不稳定和最易发生变化的。它的服从者对统治者怀有敬畏和完全忠诚的情感，相信领袖具有超凡的禀性、非常的气质或者是魔幻般的才能，认为他因为拥有启迪和喻示的天赋而能够给服从者指明行动的方向，甚至能够创造奇迹。在法理型命令—服从类型中，由成文法律规定了统治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统治者的服从不是基于血统论、世袭制或情感依恋，而是根据人们所认可的法律对现实等级制表示承认。服从不是对个人的个性化服从，而是主要体现于对由法律规定的某个职位的服从。从而，在此处命令—服从类型业已被物化，在所有的政治关系中，拒绝传统抑或“祛除巫魅”成为既定的社会法则，政治结构体系已被完全地非人格化了。

韦伯显然比较倾心于后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他认为，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命令—服从类型中可能都曾产生过行政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化或者说是科层化的行为，在传统型和个人魅力型这些前现代的统治形式中，科层化曾经在一些个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当然是有着结构应力的考虑的（它需要成立科层化的机构具体处理这些问题）；古代地中海和近东地区以及中国和印度的簿记的合理化形式也是类似的事实。即使从国家政治看，许多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已经通过发达而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组织自身，如新帝国时期的埃及、秦代以来的中国等等。但是，所有前现代的官僚主义都可以看成是非理性的统治形式，因而它们不是真正程序化的典型的科层制行政管理。比如古代的中国，通过科举取士的办法实现了知识分子向官僚体制的流动，官员升降擢免也反映出官僚体制的内部流动，然而对官员的评价却主要基于伦理相对主义的标准，以及对皇帝的忠诚程度。在这里，谙熟儒家典籍并具有人文教养是最为重要的，官员几乎完全避免了对自身职位与职权的技术化与科学支持，并极端缺乏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由于用伦理主义的相对标准衡量官员的行为，依据一般是模糊的，官员在体制中的地位取决于上司个人的态度，从而大大发展了人身依附关系。“这是中国这种行政机构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倾向世袭制的原因，反之又说明了这一行政机构的粗泛和技术上的落后。”

〔1〕

比较而言，韦伯赞赏的是各种现代官僚主义制度，这种官僚主义制度由于其明确的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而表现出它的合理性。所以，他认为，现代官僚主义体制是当代世界的特征。他还进一步分析了现代科层制度所共有的而且是相互关联的几个要素。第一，现代科层制表现为一整套持续一致的程序化的命令—服从关系。各级官员由于受到非政治化的管理（对他们最主要的肯定评价是技术性要求），下级必须依靠其上级的首创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层体制是法律化的等级制度，任何官员的行动方向是由处在更高一级的官员决定的。

第二，上述从属关系一般是由严格的职务或任务等级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这里，权力矩阵并不反映在权力的个性特点方面，而是基于职务本身的组织构造。在科层体制内部，每一个个体单元被分割成各自独立的部分，并且要求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纠葛。

对权力义务体系的规定细致而明晰，使得每个个人都能够照章办事而不致越出权力义务体系范围。在此种情况下，不允许科层个人随意扩大其行动的阈值并表现出所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个人在科层体制中已经被物化与原子化了，官僚制度就象一部运转良好的行政机器，它要求其成员只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即使在一些情况下过分的程序化可能导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

第三，现代科层的非人格倾向。由于权力来源不是出自血统的或世袭的因素，而是源于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形式法学理论和形式法律规定的制度，科层运作的主要指标是可操作性与效率，实证主义有时甚至是功利主义就大大占了上风，个人的性格和意志在这里难以有所作为，人身依附关系因为科层内部流动的物化标准与程序化而弱化乃至消失了。个人和国家财产的实际分离以及个人权力资源与管理手段的分离导致个性化权威的虚化。所有这些都表明，现代官僚制比之前现代官僚制度要有效得多，并且不那么容易遭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冲击。官员的体制内流动，现在不是由他的上司的个人好恶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制度所规定的行动的程序化、客观化、他的年资、工作经验、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等等更加可以在形式上加以量化。用纯粹理性主义的观点看，个人的服从对象不再是拥有特定职务的个人，而是个人拥有的特定职务，换句话说，他为客观的非个人的组织和组织目标服务。

第四，现代科层的技术化倾向。现代科层拥有极为完美的技术化程序和手段，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优越于前现代科层体制的突出优势。在技术化取向的支配下，现代科层不仅愈益倚重各类专家，而且在管理的方法和途径上也越来越科学化、合理化，组织行为的科学化业已成为各类科层的共识。这是因为，非此不足以回应现代社会的无论是来自程序或是系统外部的种种挑战。于是，个人的或者说是“卡里斯马”式的行动效应在此无能为力，现在受到专家指导的科层的行动方式更加一丝不苟，科层的日常工作大部分与信息、各种知识、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归纳、多个可行的决策方案的提出以及对这些方案的进一步的彻底的论证等等相关。不仅组织行为技术化了，而且组织目标及这些目标的确立过程也技术化合理化了。

三、以工具—目的论作为科层论的实证指归为了进一步深入论述官僚主义体制的合理性，同时又注意避免对不同合理性的价值判断，韦伯试图从事物因果关系上判明合理性的类别，从而表明他完全是在实证主义的层面上贯彻他对体现不同合理性的科层体制的个人倾向。据此，他在逻辑上划分出两种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

所谓形式合理性，是指在统治关系中，行动方式倾向于在其手段和程序等方面尽可能地被加以量化，从而使得行动本身以及对行动结束后目的实现程序的预测成为可以被计算的任务。这是一种纯粹客观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完全基于价值判断的基础，它对行动的目的和后果作出价值评价，这些评价如是否合乎宗教信仰或宗教教义，是否符合习惯，是否表现出某种社会美德或善行等。实质合理性只是关乎伦理主义或道德理想的一种合理性，它仅仅对行动实现价值判断，极力强调行动的社会关注，忽视行动效率，这是一种主观合理性。而形式合理性则与之相反，它不仅把行动过程看成是可计算的，而且把目的本身也看成是可计算的。韦伯认为，目的其实就是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理性化，或者说就是使它表现出最大程序的可计算性。因此，形式合理性可以表述为工具—目的主义，实质合理性则体现出伦理道德理想主义。

韦伯指出，实质合理性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这种合理性已经基本失去了它存在的社会氛围。现代社会日趋繁复的生产与生活，必然要求把行动的效率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社会管理必然愈益科层化。在经济生活中，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的支配，公司不得不连续地、精确地并尽可能以更大的成本效益和更快的速度处理它的业务；在现代民族国家问题上，现代国家统治越来越依靠科层化的管理方式，使它的军事、司法和行政管理人员日益脱离行政管理组织的物质手段，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国家行政人员彻底摆脱了过去曾经被先赋的任职条件，他们已经被广泛地普遍地雇员化了；在公共生活领域中，报刊等社会舆论不仅在内部形成了分工明确运作有序的机制，而且在外部也愈加和科层化的国家相互信赖，并受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各类活动家或党派官员的指导，同时，社会公共空间也日益官僚主义化；在政党政治中，科层化的政党想方设法从技术上强化其操纵人民大众的漠不关心和“同意”能力，并精细地事先计算自己行动的过程与所能达到的结果。

在韦伯看来，现代生活的彻底科层化意味着工具—目的论已完全控制了一般社会心理。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在消灭和取代其他形式生活的同时，本身也倾向于变成一种目的。这种工具—目的论与现代社会的效率相呼应，它或许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压倒性的世界潮流。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倾向于变得取决于纪律严明的等级制度、合理的专业化、个人本身及其活动的条理化工具化。科层主义的统治是当今世界的共同命运，这一过程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

四、以人文回护作为科层论的社会关怀尽管官僚主义在现代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韦伯看来，现代官僚主义仍然存在着指向人类本身的许多限制。他指出，现代社会包括现代科层制度是新教改革运动的结果。从16世纪开始，新教就用其自身的纪律逐渐切入信徒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在这里，为世俗生产和生活而辛苦劳作不是为了世俗的享受，或是刻意追求某种行动的条理化，而是教徒们普遍感到自己有义务履行为了上帝的荣誉而尽的责任。这种天职驱使他们深深投入日常生活，个人必须通过那些平常的有时近乎琐细的行动方能检验自身，并获取自我救赎。新教运动通过求助于作为一种得到认可的天职的劳动来具体验证这些天职的内容。按照新教徒的理解，“无休止的、不间断的和有组织的劳动本身变成了世俗生活的首要目的、来世得到超度的禁欲主义手段、复活和虔信最可靠的标志。”〔2〕这种以伦理和宗教信仰为世俗生活的精神取向的合理化运动，无疑体现了一种实质合理性。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通过成功宣扬这些主张，对现代官僚主义的出现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新教运动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恰恰在这一运动的实质合理性消解之后才表现出它的实证价值。在现代社会，通过禁欲寻找天国的强烈愿望逐渐迷失了，代之以反映了形式合理性的功利主义、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对于伦理价值的热情，让位于缺乏人性的冷冰冰的整理、归纳、演绎、推理、计算和论证之中。为了追求效率，人们日益把价值、信仰、理想弃之不顾，而几乎在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都努力用被认为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的机制——现代科层制组织起来。也就是说，全部现代生活被官僚制化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出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并且前者仍在不断蚕食着实质合理性的地盘。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在庞大而且全能的科层机器面前完全无能为力，他们已被彻底地物化了。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悖论，反映了官僚主义化过程中的不平衡既是现代文明的独特成就的主要根源，又是现代文明的局限性的主要根源。

如何才能走出现代文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二律背反的峡口？韦伯大抵希望通过对科层主义的人文回护摆脱这一社会困境。在他看来，科层制的发展路向无疑是应该向其中加入社会关注的因素，经过民族国家和有作为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家等现实因子打通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关隘。他既不想否定现代官僚制的成就，也企望能够克服其业已被当代社会人们所普遍意识到的积弊。

第一，由于官僚主义是最难破坏的社会结构之一，同时由于作为一种技术主义的必要性，对官僚主义决不能采取决裂的态度。试图用扩大公共领域的办法解决现代科层制，表面上似乎在倡导一种民族要求，但其结果必定是大大降低效率、法律秩序和物质发展水平这些现代文明成果。鉴于科层统治“铁的必要性”，韦伯建议通过发展民族国家的权力来克服现代科层制度中存在的非理性。既然科层制的主要弊端恰恰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与非人性，从而提高民族国家的权力可以强化社会对作为人格化政治表征的民族国家的心理体认。对技术主义挑战的回应首先是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通过经济发展、军事强化、政治建设等等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类化的活动抒发人们深层意识和感情上的共同体情结。经过国家政治***用行政手段塑造共同体新的话语体系、风俗习惯以及政治记忆，借助于民族荣誉以恢复已经失落的价值合理性传统，或许可以重新建立对伦理相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信心，用国家价值目标整合社会公众。在国际关系上，民族国家的固化必然带来政治共同体的独立性和个性化。

第二，走出现代科层制困境的第二个出口是铸造政治与社会***的独立的政治人格。韦伯认为，官僚主义使得几乎每一个行政领袖都淹没在技术绝对主义的情景之中，这种工具主义的正当性甚至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而得到人们的遵崇，它是一种社会不自觉的潜在魔力。在当代，培育具有个性的、意志坚定目标明确、对自身行动充满信心并且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这样的***将是打破普遍主义的重要因素。这种***至少应具备下述条件：1.他必须对从事的事业保持充沛的热情，因为只有热情才是坚定信仰的主要心理前提。唯有如此，信仰及由信仰感召的行动才可获取它执着的始终如一的力量源泉。2.他还应该对从事的事业怀有持续的信仰。没有信仰的热情自然是十分浅薄的、缺乏独创性的。在信仰的召唤下，他的行动必然目标明确、意志坚决和负有深重的责任感及献身精神。3.他的行动必须体现出在信仰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某种均衡感。他不会因为现实限制而修正信仰，也不会由于信仰而无视现实；他不是鄙薄客观的超人，也不是随波逐流的庸人。当然，在个人意图的实现历程中，信仰应该始终处于统领与涵带的地位。

五、几点评价

韦伯科层制理论对西方政治学影响深远。他的关于“合理性”、“合法化”等范畴几乎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的公理。他认为，对韦伯科层理论的积极意义的探讨似乎可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韦伯建立了对科层制的全新的学理分析模式。他综合运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全方位地、动态地讨论这一问题，使得科层理论在较多的向度上展开，表现出他的这一理论的确呈现了深入厚重而又富于延展性的特点。他的关于合理性和合法化等分析，基本上把握了现代社会公众对社会制度的无意识认同的某些重要原因。其应该提到的是，他不仅就科层这一社会的子层面作了条分缕析的议论，而且注意把它放在整个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大背景下考察，这也同时部分地暗暗契合了后来人们从系统论和政治生态学的角度追究科层主义的风气。

其次，韦伯科层制理论的学理追踪最终指向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拷问。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历史演进中的价值扭曲及其现实运作中人性的泯灭。尽管韦伯对现代官僚主义的工具理性表示了赞赏，但也只是就科学对神学的胜利这一层面而言的，因而看起来就只具有个案的、实证论的意义。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异化带来社会的全面异化批判了资本主义，而韦伯则通过合理性范畴同样针贬了资本主义。

尽管韦伯关于科层理论的合理分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但其中亦包藏了不少在一些情况下连韦伯本人也甚感困窘的漏洞，并突出表现在他对工具理性的提升和对技术主义的改造问题上。具体来说：

首先，韦伯对社会系统合法性的研究建立在纯粹功能主义的基础之上，试图刻意避免对合法性作出价值判断。他认为统治系统的确立与存在以合法性为基础，而一个系统之所以是合法的，恰恰取决于它的存在；或者合法性以公众的“同意”为理由，公众的“同意”又反过来表露了统治的合法性。这样，韦伯就在逻辑上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双方互证的陷井：每一方的存在竟然成为对方存在的唯一理由。这就使合法性理论堕入了二者死循环的封闭的怪圈。倘若对系统的存在与合法性的社会前提作进一步的追问，那么所有理论释读都将会不甚了了。

其次，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分析同样也是一个二难推理。韦伯坚持认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似乎在现代社会在总量上是确定的，一方的扩张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收缩。那么如何在一个总量衡定的结构里在调整中实现平衡同时又不致贬抑任何一方的必要性意义，就终于成为使包括韦伯在内的所有人进退维谷的难题。

再次，韦伯的统治合法性理论是把暴力理论排除在外的。合法性就是意味着公众对统治形式的“同意”。但同意似乎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心理机制问题。在社会同意的过程中，无不隐藏着包括暴力在内的国家编制对社会心理的整合与调整，应有业已技术主义的国家怪物的阴影在社会心理中的潜在投射。

复次，以强化民族国家为方案来解决官僚主义的痼癖，既反映了韦伯对官僚主义全能化的深刻而急追的忧虑，同时也说明了他在解决方法上的欠缺。在他所描绘的民族国家图景中，国家将完全包融社会与个人，以国家利益为唯一目的，这种国家的发展结果必然最终走向强权政治。

最后，韦伯为了补缀上一点的不足，在社会科层中设计出了具有强烈的“卡里斯马”倾向的各类精英们。他们富有个性和创造力，信仰坚定，目标明确，责任感强烈，然而如何才能调适他们的?

一、赫伯特．西蒙简介

赫伯特．西蒙是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西蒙曾任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教授，自1949年开始，西蒙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担任电脑科学与心理学教授。1975年，西蒙荣获图灵奖——电脑科学最高奖；1978年，西蒙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西蒙去世，享年85岁。西蒙的主要著作有：《经济学和行为科学中的决策理论》、《组织》、《公共管理》、《管理行为》、《管理决策的新科学》等。他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在管理学、经济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堪称社会学科的通才。

赫伯特．西蒙是决策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由于“对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西蒙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管理行为》一书是他的最重要的著作，瑞典皇家科学院称它为“划时代" 的作品，它是一本对管理性的组织机构的决策过程进行开创性研究的著作。西蒙的《管理行为》一书以及他的整合理论对经济学所作的贡献，概括起来最主要的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以“有限度的理性”和“令人满意的准则” 这个决策理论的基本命题，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提出的挑战；其次是提出了决策过程理论，告诉我们如何从组织的决策过程上去理解组织。

二、组织

在《管理行为》一书中，西蒙把管理定义为决策，决策串联在整个组织活动之中。组织是作为决策者的个人组成的系统，管理就是决策。为了更好地理解决策，我们首先要对组织进行剖析。因为组织中的每个人在进行决策时，要考虑组织这一关键要素，其所处的最基本的环境也是组织。

西蒙对组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组织“指的是一个人类群体当中的信息沟通与相互联系的复杂模式。它向每个成员提供其决策所需的大量信息、许多决策前提、目标和态度；它还像每个成员提供一些稳定的、可以理解的遇见，使他们能够预料到其他成员将会做哪件事，其他人对自己的言行将会做出什么反映。”西蒙对组织的考察，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认同

西蒙给认同所下的定义是：“一个人在做决策时对各选方案的评价，如果是以这些方案对群体造成的后果为依据的，我们就说那个人与那个特定群体认同了。"认同的作用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组织所要做的就是：科学地设计组织结构，以便把认同对决策造成的不良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2.权威

西蒙认为“只要组织中有人允许由他人提供的决策前提来指导自己的决策，我们就认为这是组织中的权威行使现象。”这与切斯特．巴纳德的关于权威的思想是一致的。

从认同和权威两个角度出发，西蒙剖析了组织对决策制定过程的影响，最后得出一个重要论断：“一个正式组织，就是劳动分工和权威分配的一个计划。" 权威的存在，组织中的某个成员的决策就能影响其他成员的行为，从而使决策制定工作的专业化成为可能。

三、决策

管理就是决策，不仅最高管理阶层要进行决策，组织的所有阶层包括作业人员都要进行决策，决策串联在整个组织活动之中。组织是作为决策者的个人组成的系统，管理就是决策。

人的行为总是有一定的目的性的，而组织的活动也是为了实现组织的目标。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组织就要采取一定的手段。组织中上一层级确定一个目标，下一层级就要根据上级所作出的决策或者目标，采取一定的方法或者手段将其实施。而这一方法或者手段又成为更下一层级的目标。这样，在组织中就形成一个不中断的“目标一手段”链，这与组织中的等级命令链是一致的。组织中的一个层级的目标作为上一层级的手段而存在，同时，这一层级的的手段又成为下一层级的目标。组织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组织中的每个层级便是目标和手段的统一体。组织中形成的不中断的“目标一一一手段"链就是决策的制定和实现的过程。

四、决策要素

决策要素是西蒙为了更深刻理解和认识管理者的决策过程而提出的概念，西蒙认为所谓的决策要素可分为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

事实要素是对环境及环境的作用方式的某种描述。这种描述是否准确，可以凭经验进行观察、判断，或通过实验加以验证。决策总是在一定的环境假定下而做出的，因此总会涉及到某种事实要素。事实要素可简单分为两大部分：有助于处理各种情况的决策技术和知识；环境所反映的有关信息。

价值要素是关于管理者对某种事物喜好的表示，即管理者对该事物的“态度"反映出的价值标准。价值要素反映的是管理者根据事实要素表现的情况，按自己的价值标准所做出判断、看法的表示。西蒙认为，价值要素既具有事实的内容，同时又具有价值判断的内容。价值要素一般包括：组织目标、效率标准、公正标准、个人价值观等。

怎样区分和验证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呢？西蒙认为；“笼统地讲，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的区分相当于目标和手段的区分。”也就是说，人们行动的目的为何，是属于价值判断的问题，价值要素不能通过检验或实验来判断其真伪的。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要采取什么行动最恰当，则属于事实要素的问题，事实要素可通过检验来确定其真伪。管理更多地涉及事实要素部分。

五、有限理性决策模式

（一）有限理性

关于理性，在《现代决策理论基石》中，西蒙给出了明确的定义，“理性是指一种行为方式：适合实现指定目标；而且在给定的条件和约束的限度之内"。

西蒙认为，“管理理论所关注的焦点，是人的社会行为的理性方面与非理性方面的界定。他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论证了人类行为的理性是在给定环境限度内的理性，即所谓的理性是有限度的理性，有限理性是由人的心理机制决定的。

（二）“经济人"理论的缺陷

理性决策模式的哲学思想本源于传统的“经济人"理论。“经济人"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第一次提出，这一思想首先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明确表述。“经济人'理论建立在一系列的假定基础之上的：

1.经济人知道全部可能的行动，知道哪种行动能取得最大效果，可获得周围环境的全部信息 信息完全性假定；

2.人总是在合理地行动，能从全部行动中选择最好的那一种：行为完全理性假定。

由此可见，作为“经济人”，人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所追求的是最佳决策，最佳结果。“经济人”假设只反映了人利己理性的一面，是对现实人的高度抽象简化。然而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首先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决定了经济人不可能获得有关环境的一系列信息；其次是，由于其自身生理因素以及由此引起的认知、感情和态度诸方面的限制，即使经济人掌握了有关环境的全部信息，也不能完全理性地处理全部的信息。

（三）西蒙之有限理性决策模式

西蒙决策理论的基本命题是有限度的理性和令人满意的准则，基本内容是：

?1.外部因素的限制导致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表现为有限理性。这些外部因素的限制包括：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信息搜集的不完备性以及组织的变动等等。首先，由于目前状况与未来变化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导致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不能按照程序化的模式进行决策行为。其次，由于信息搜集的不完备性，导致决策者不能获得下一步的全部行动方案。最后，组织的变动包括组织的变革、组织目标的转移和组织结构的变化等等，作为组织中的个人，其在进行决策时，不免会受到组织变动的干扰。相对于经济人的行为来说，行为的理性程度不免打上折扣。以上所述的内容大部分属于决策要素中的事实要素方面。

2.内部因素的心智导致决策者进行决策时表现为有限理性。这些内部因素主要包括：决策者对未来的预见、决策者利用信息的不充分性及能力有限性、个性方面的影响、主观因素和感情因素的作用等。首先，未来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决策者对未来的预见多少会有些偏差。而决策是面向未来的，因此，决策者在对来来作出判断的准确性总会限定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其次，即使决策者掌握了决策行为的全部已知信息，但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其充分利用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对信息作出准确判断以及选择最优方案的的概率也不为“ 1 "。最后，个性、态度和动机等影响着决策的过程和结果，信息搜集的先后顺序、人类思维的惯性等对决策行为的科学性提出了很大挑战。所以，决策者的决策模式应该是有限理生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理性，人类选择机制应该是有限理性的适应机制，而不是完全理性的最优机制。

3.有限理性决定了决策行为的满意原则。以有限理性为基础，西蒙提出 “行政人”取代“经济人”，“令人满意"的准则取代“最优化"的准则。完全理性导致决策人寻求最佳措施，而有限度的理性导致他寻求符合要求的或令人满意的措施。

六、小结

西蒙的《管理行为》一书以及他的整合理论对经济学所作的贡献，概括起来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有限度的理性"和“令人满意的准则"的决策理论；其次是提出了决策过程理论。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开创了管理决策理论的新局面，能够解释更多的选择实例，符合更多的实际情况，能较好地描述人们现实的选择过程，因此可作为一种较为符合实际一些的描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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